确定性陷阱:保持生活的弹性

确定性陷阱:保持生活的弹性

情理之中的“意料之外”

十数年前,我总会在户外大广告牌和电视上看到某手机品牌的广告,其词曰:“一切尽在掌握。”彼时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、精英式的非凡掌控力与绝对自信,让人有自惭形秽之叹。毕竟对我这样一个为了健康每天少吃一口饭都做不到的人而言,能有什么事情真正处在完全掌控之内呢?

后来我逐渐意识到,“掌控”并不等于能够保证结果按照自己的意愿发生。我们通常能够直接控制的,只是自己的部分行动;能够影响的,是某些结果发生的概率;至于最终结果,则往往同时受到他人、环境、偶然事件和复杂系统的影响。我们可以决定是否开始准备一场考试,却不能保证一定取得理想成绩;可以认真经营一段关系,却不能保证对方永远不会改变;可以提前规划一次旅行,却不能保证途中没有天气、交通或身体状况的变化。

因此,“一切尽在掌握”更像是一种心理承诺,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。它表达的也许不是“我能够控制一切”,而是“即使不能控制一切,我相信自己能够应对一部分结果”。然而,广告往往会把这种愿望和想象包装成事实,让人误以为拥有某种产品、能力或生活方式,就能够从此摆脱不确定性。

我们为什么会被这种“尽在掌握”的感觉吸引?因为不确定性常常会带来不安。它使人无法提前写好完整的人生剧本,也迫使我们承认:知识有边界,能力有边界,自己和他人都可能改变。不过,不确定性并不只有威胁的一面,它也可能意味着机会、好奇和尚未展开的可能。一个人如何体验它,既取决于现实风险,也取决于个人经历、当下资源和对未知的耐受程度。

确定性想象能够暂时消除不安,仿佛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都已经被排除,我们只需要按照剧本从容行动。但生活的复杂程度显然超过了任何一部可以被想象出来的剧本。对全部结果的绝对确定,不可能成为人的现实处境。我们可以通过知识、规划、制度和练习增加可预测性,却不能把生活变成一台没有噪声的机器。所谓“人生小满胜万全”,真正可贵的不是放弃努力,而是承认努力不能保证万事万全。

“确定性”并不是同一种东西

日常语言中,与“确定”有关的表达至少包含几个彼此关联、却不在同一层次的维度。

第一是事态的稳定性,指人希望事情不要频繁变化,不要轻易偏离预期。它描述的是环境或关系的状态,也表达了人对秩序的愿望,并不等同于认识论意义上的确定。

第二是预测的可靠性,指我们根据事物的性质、已有证据和稳定规律,对结果作出有根据的判断。自然科学中的公式、观测和实验属于这一层面。但“有规律”不等于“对人完全可预测”。天气、生态和社会系统都可能遵循规律,却因为初始条件、变量数量、测量能力和模型限制而难以长期精确预测。某些理论还会以概率方式描述自然现象。因此,尚未预测到的结果不能简单地被说成“只是我们尚未认识的确定性”。

第三是主观确信,指一个人感到自己有把握。这种感觉可能建立在证据和经验之上,也可能来自习惯、偏见、过度自信或焦虑性的反复确认。主观上的确定感不等于判断必然正确。

第四是实践中的背景确定性。维特根斯坦在《论确定性》中指出,怀疑和求证本身也要依靠某些通常不被怀疑的背景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每走一步都重新证明外部世界存在,也不会在每次交谈前重新证明共同语言仍然有效。这类后来常被称为“铰链”的确定性,不是对所有未来结果的保证,而是使判断、行动和怀疑得以进行的实践背景。

维特根斯坦还会提醒我们,不要只问“确定性究竟是什么”,还要看“确定”“知道”“相信”和“保证”等词在具体语言活动中如何被使用。“我根据测量结果确定设备已经断电”“我保证明天按时到达”“我相信朋友会在困难时帮助我”“我有把握完成这项任务”,分别更接近证据判断、承诺、信赖或预测,以及行动信心。句子的功能不能只由字面决定,还取决于谁在什么情境中对谁说、说完之后准备做什么。

因此,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一切确定性。没有稳定的实践背景,人甚至无法正常行动。陷阱在于把局部的、情境化的、可以修正的确定,误认为对所有结果的绝对保证。

人为什么会感到失控

涉及自我和他人的生活尤其难以完全预测。我们有时会改变主意、拖延、犯懒,或受到情绪、身体状态和环境的影响;他人也有自己的需要、判断和选择。“将心比心”有助于理解他人,却不能保证他人与我们作出相同决定。

这并不意味着人毫无控制力。更准确的区分是:我们无法完全决定自己的情绪、念头和最终结果,但可以在许多时刻影响自己的注意力、解释方式、行动和沟通。心理治疗中常见的做法,正是把“我必须保证结果”改写为“我可以完成下一步合理行动”。

对不确定性反应强烈,也不必然意味着软弱。心理学研究发现,不耐受不确定性与焦虑、担忧等心理困难稳定相关,两者还可能彼此强化。当一个人持续把“不知道”理解为“危险即将发生”,并只能依靠逃避、过度准备、反复检查或不断向他人寻求保证来消除不安时,就容易形成一个自我维持的循环:这些做法能够暂时减轻焦虑,却也使人失去亲自发现“我可以在没有绝对保证时行动”的机会。

不过,准备、核实信息和寻求支持本身并不是问题。关键要看它们是否与风险相称,是否真的帮助行动,以及停止检查之后能否继续生活。问题不只是生活中存在不确定性,而是我们是否认为自己必须先获得绝对保证,才有资格行动。

被加速生活轻慢了的生命

本文所说的“生活弹性”,不是某一个单独的心理学概念。它既包括计划和制度中为波动留下的余裕,也包括根据情境调整策略的心理灵活性,还包括人在受挫之后恢复、适应或重新组织生活的能力。

稳定生活当然有价值,但稳定本身并不会必然使人厌倦。当环境长期缺乏意义、参与感和与能力相称的挑战时,一些人才可能感到无聊;对正在康复、承受创伤或资源不足的人而言,稳定和安全反而可能是最迫切的需要。另一方面,充满意外却没有恢复时间的生活,往往会使人疲惫。适合一个人的状态,不是抽象的“变化越多越好”,而是在安全、挑战、意义和恢复之间寻找适合当前处境的组合。

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,不能简单归结为“过去更轻松,今天更不确定”。传统社会在生活节奏、地理范围和熟人关系上可能更稳定,但许多人也面临较高的疾病、饥荒、灾害、信息闭塞和生存风险。现代社会借助科学、医疗、基础设施和制度,减少了许多直接的生存风险;与此同时,在一些地区、行业和生活方式中,系统复杂性、时间压力、信息流速和即时响应要求也有所增加。这些变化并不平均地作用于每个人,阶层、职业、地区和家庭资源都会改变一个人的实际体验。

现代生活的许多部分依赖陌生人的协作:交通、电力、物流、医疗、教育、司法和通信共同构成了生活的支撑网络。相互依赖使生活获得前所未有的便利,也可能使某个环节的故障沿着系统迅速扩散。

在不少城市和行业中,工作时间被安排得越来越精细。通勤、会议、任务、绩效和即时通信填满了日常生活。一个小小的延误有时会造成连锁影响,而没有缓冲的安排会使人把正常波动体验成全面崩溃。问题不在于效率本身,而在于把效率提高到不允许人的身体、情绪和环境出现任何变化。

技术进步也可能带来方向不同的结果。它可以提高效率、扩大选择、降低某些生活成本,也可能改变工作、社交和分配注意力的方式,使人持续学习和适应。结果取决于技术如何被设计、由谁控制、服务于什么目标,以及新增效率最终被转化为人的余裕,还是被立刻变成更高的产出要求。

真正值得警惕的,不是社会拥有秩序和分工,而是制度把所有人都想象成能够永远稳定输出的标准零件。人的身体会生病,情绪会波动,注意力会衰减,价值观也会变化。任何制度如果只看见“效率”,看不见具体的人,就可能把正常的人性误认为系统故障。

我们因此需要区分两个问题:一个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,和一个人是否必须像机器一样永不波动。前者是社会合作的重要条件,后者则是不现实的要求。可持续的责任感可以包括休息、求助、调整计划和承认限制,而不是无休止地自我惩罚。

保持生活的弹性是心灵的练习

我们能逃离所有不确定性吗?不能。若试图用控制覆盖生活的全部变化,就可能陷入不断检查、预测和修正的疲惫循环;若完全麻木地声称“人世纷扰与我无关”,又可能以退出生活的方式逃避生活。

更可行的做法,是在不过度简化现实的前提下,区分处境、解释、情绪和行动。

首先,是处境和相对可核实的信息。现实不只包括已经发生的事件,也包括当前的身体状态、资源、限制,以及有证据支持的风险。承认现实不等于赞同现实,也不等于放弃改变。承认这次结果没有达到目标,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原因;承认关系正在变化,可以帮助我们决定如何沟通和设立界限;承认疾病存在,可以让我们及时治疗,而不是把大量精力耗费在否认上。

不过,“事实”和“解释”并不总能像两只盒子一样被彻底分开。我们描述事实时也要使用语言和判断标准。例如,“考试得了六十分”比“我是一个失败者”更接近可核实的描述;至于“这次考试是否失败”,还取决于预先约定的标准。区分事实与解释的价值,不是找到一种完全没有语言和立场的描述,而是让证据较充分的观察,不被未经检验的推论悄悄替代。

其次,是我们对处境的解释。一次迟到可能是可核实的事件,“我完了”“所有人都会否定我”则是由此作出的预测和评价。它们可能正确,也可能带有灾难化、过度概括和读心式推断。认知行为疗法并不要求人强行乐观,而是把想法当作可以检验的假设:支持和反对它的证据分别是什么?还有没有别的解释?最可能发生什么?我能否通过行动获得新的信息?

再次,情绪是真实的体验,也可能携带有关需要、威胁和价值的信息,却不是对全部事实的最终判决,更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。意外发生时出现慌乱、愤怒和悲伤很正常。我们不必因为有情绪而责备自己,也不必等它完全消失之后才行动。重新评价、逐步面对、身体调节、社会支持和实际行动都可能影响情绪,但没有一种策略在所有情境中都最好;适应性来自策略与处境的匹配。

最后,行动需要在不确定中进行。等到所有风险都被排除之后再行动,往往意味着永远不行动。更有帮助的问题不是“我怎样才能保证成功”,而是:

  • 这件事对我为什么重要?
  • 哪些因素在我的控制范围内?
  • 哪些因素只能被影响,不能被决定?
  • 现有证据支持什么判断?我还缺少哪些必要信息?
  • 最好、最坏和最可能的结果分别是什么?
  • 我能为重要风险准备什么适度的应对方案?
  • 现在最小而具体的下一步是什么?
  • 我的准备是在推动行动,还是已经变成了反复寻求保证?

两种重要的人生智慧

第一是认识能力边界,并学习灵活地自我调节。行动上,许多事情值得尝试;结果上,没有任何努力能够保证万事必成。自律有助于形成习惯、保护长期目标,灵活性则有助于人在环境变化时调整策略;二者并不对立。更稳健的状态不是简单地降低自律,而是有结构地生活,同时避免把规则僵化成不顾情境的命令。

第二是扩大时间和视野。跳出当下并不意味着否定当下,而是提醒自己:此刻的感受很强烈,却不一定代表整个生命的价值。童年时失去玩具、与伙伴争吵,曾经可能像天大的灾难;多年后回望,它们往往成为记忆的一部分。今天的困难未必一定会变成轻松的往事,但它也不必被提前解释为永恒的失败。

这里需要保留一个重要限制:并非所有创伤都会因为时间而自动变得渺小,也不是所有痛苦都应该被要求“想开一点”。历史视角和未来视角应当服务于理解和行动,而不是用来压制当下的求助、哀伤和正义诉求。

积极心理学所研究的良好生活,也不只是减少焦虑或增加愉快。意义、关系、参与感、能力、希望和现实资源同样重要。积极情绪可以帮助人拓展注意和积累资源,负面情绪也可能提醒人保护自己、改变处境或维护重要价值。所谓幸福,并不是把生命修剪到只剩下一种情绪。

接纳不是放弃,弹性不是混乱

“接纳”首先是愿意承认已经出现的内在体验,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行动;它不是认可不公,也不是停止改变外部处境。接纳的目的也不只是让难受尽快消失:有些情绪会很快经过,有些会停留更久,但人仍然可以决定下一步如何生活。“弹性”是允许计划根据反馈调整,而不是拒绝计划。“松弛”是保留恢复空间,而不是对责任漠不关心。

在实际生活中,弹性可以表现为:

  • 在行程中留出与风险相称的缓冲时间;
  • 为重要任务准备有限而明确的备选方案,而不是无休止地穷尽所有意外;
  • 不把一次没有达到目标概括为整个人生失败;
  • 在低能量时先判断自己需要恢复还是正在回避:需要恢复时降低强度,需要行动时把任务缩小到可完成的一步;
  • 在需要时向他人求助;
  • 给关系和工作保留重新协商的空间;
  • 根据价值和现实反馈调整方法,而不是只追求暂时消除不安;
  • 将无法控制的结果与可以完成的行动分开。

生活需要一定的秩序,也需要调整秩序的能力。没有基本结构,人可能陷入混乱;没有任何余裕,人又可能被结构反过来压垮。两者的适当比例因人、因时、因处境而异。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“全幅确定性”,而是在足以支持行动的稳定背景上,仍然保有面对变化的调整能力。

结语

确定性陷阱并不意味着意外本身是由我们的想法造成的。交通故障、疾病、失业、关系变化和社会风险都有各自的现实原因,不能被简单归咎于个人心态。资源、关系、制度和社会环境会真实地扩大或缩小一个人的选择空间。个人调整不能代替必要的医疗、社会支持和制度改变。

确定性陷阱真正影响的,是我们如何解释意外,以及是否认为偏离计划就等于个人失败。生活不是被设计好的虚拟游戏,我们也不是能够从外部操控全部变量的游戏设计师。我们身在生活之中,只能在有限知识、有限时间和有限能力中不断判断、行动和修正。

一种更具适应性的生活姿态,不是怀疑一切,也不是获得绝对安全感,而是同时拥有两种能力:依靠足够稳定的实践背景认真行动,又对可能变化的部分保持开放;在可以行动的地方承担责任,在无法保证的地方承受不确定性;既不把一切交给命运,也不要求自己承担世界的全部结果。

允许已经发生的事情被看见,允许情绪存在而不必立即消失,允许计划根据现实改变,始终为不可预料的事态留下适度的时间、行动和情绪空间——这就是保持生活弹性的意义,也是现代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心灵练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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